当时，政府大力鼓励对外招商引资，做了官员的博士同学问我：“回来打算投资个什么项目？说说看，我给你找些优惠政策。”我回来想搞广告，但那只是小生意，我只能顾左右而不敢言，真想往饭桌底下钻。在国企当老总的大学同窗提议：“我们一齐合作，你只要打一百万美金进来，我们注册个中外合资企业，让我先享受一下外资企业的各种优惠，然后再考虑做什么生意。”一百万，数目不小，不要讲是美元，就算是人民币，有这个数目，我也死心塌地呆在加拿大打工，不用往回跑了。我差点没笑出声来。我返回曾任教的大学，昔日大家见面时互相问“在研究些什么”？现在见了我改成说“在哪里发财啦”？书香味与铜臭味混杂在象牙之塔内。国内的一切都在变。这也难怪，那年头，国内正掀起了一股全民皆商的热潮。我的大学同学，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做教师的，有些能耐的都不甘寂寞，纷纷下海，搭上了改革开放的特快列车。

此时，报纸上宣传的致富明星已经是千万元户，取代了80年代的万元户。我以前认识几个在西湖路、清平市场摆摊档的个体户朋友，不甘心小打小闹，正忙着设厂生产或搞专业市场等大生意，他们向我招手，很诚恳地说急需管理人才。

我同知心的朋友讲述了在加拿大打工的故事。他们知道我回来的实情：一无本钱二无生意经验，都纷纷帮我出谋献策。电台的汤姐知道我没有落脚点，二话没说，将她的办公室让一间给我做联络见客室；做外贸的柏为兄义务替我做司机，那时辰坐小汽车出入是身份的象征；国宾兄教我做海外旅游；杂志社的张生让我做他杂志的海外代理……

而我能够回国最应该感谢我的老板Kimble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辞掉大学教师一职，随父母移民到加拿大。初期半工半读，后来全职打工，在温哥华的一家高级中餐馆，从Bus boy、Trainee、Waiter到Captain，一级级往上爬，经过两年磨练，终于挤入这家闻名北美的饮食集团的管理层，并得到老板Kimble的赏识。当他知道我想回中国寻求新发展的想法后，不仅积极鼓励我，还透露他一直想在中国大陆开拓生意，只是找不到合作伙伴。于是，他拉上几个香港朋友，我们一起在香港注册了一间公司，打算面向大陆做广告。因为广告是当时中国最热门的新兴行业。因为我太太还要在加拿大呆多一年才能入籍，于是我先回广州寻找商机。